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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四川怎么啦

作者:ruiren

四川怎么啦.1

四川人口歌

三国时期诸葛亮献计刘备取巴蜀,曰:“蜀中熟,天下足。”尽管“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陪都,中华民国政府和国家重要机关、厂矿、学校搬迁到巴蜀,日本侵略者没能打入巴蜀。

年四川省总人口万人,占全国总人口万人的12.72%。

据文字记载,年四川省总人口万人,三年间自然减少了近万。计划生育了?还是人口外迁了?都不是,都饿死了。三年间到底饿死了多少四川人?当年的“四川王”李井泉不上报,先后的多万四川省公务员,也都是“喝五粮液唱红歌”的,没人去统计。

80年代初,中国有句谚语“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赵紫阳。”年赵紫阳任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

年7月,我与夫人第一次一起去四川、长江旅游,在四川到了成都、重庆、乐山、夹江、万县、峨眉山。当时四川物价低得令我们吃惊。在夹江县城国营饭馆,一碗白米饭(约4两)不要粮票5分钱,6寸盘溜肉段才2毛钱。在重庆私营早饭摊点,一碗光皮面(约4两没有任何调料)5分钱,桌上有足够的调料自选,辣椒、香菜、味精和酱油。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家国营商店,从广西运来的香蕉3毛钱一斤。我俩在峨眉山脚下离报国寺不远一户农户家借住一宿,二人花了三块钱,还管俩人早饭。

年重庆没有分出来时,人口第一大省四川总人口万人,占全国总人口万人的9.24%,那时,没有四川人在外面打工。

年10月我到成都开会,再次游览峨眉山,那时四川物价比北京便宜的多。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四川省总人口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万人。当年有2万四川人在外省市打工,主要是农业人口,占全省农业人口总数的43.66%,留在四川家乡的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为什么90%以上四川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回答:第一,种粮不挣钱;第二,在当地没钱可挣?四川某省委副书记大言不惭地对外宣传说,“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为四川挣回了GDP。”面对这样的“父母官”该说什么——啊,呸!!!

据民间调查数字,四川男子在沿海大城市和“北上广”主要在建筑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女人则在民营和外资企业流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性非技术工种;四川年轻的城市户口女子,则在“北上广”大多深入娱乐业。

四川怎么啦.2

川军歌

川军,指中华民国时期军阀派系之一。与其它的地方派系不一样的地方是,川军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早期的有刘存厚、熊克武,晚期的有刘湘,刘湘死后,川军形成邓锡侯、杨森、潘文华、刘文辉、王陵基五个上将争雄的局面,外人称之为川军金木水火土五行。内部的派系繁杂,防区制盛行。内战之烈闻名全国。但在抗战中四川担当了当时30%的税和出了20%的兵,重庆抗日胜利纪功碑书代表着这最华彩的一章。

川军其来源可追溯到清末编练的四川第十七镇新军。年,清朝政府废除绿营制度,建立新军,规定全国各省共编练三十六镇(镇相当于后来的师)。四川因省区较大,兼控制康藏地区,决定编练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三个镇。四川不仅负担三个镇的全部经费,每年还要定额接济邻省:西藏一百万两,云南五十万两,贵州四十万两,甘肃、青海各三十万两。为了培养军事人材,四川先后派遣周道刚、徐孝刚、胡景伊、张毅、刘鸿逵、徐海清六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同时,四川相继设立了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官弁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培养中下级军官。然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四川计划编练的三镇新军的任务并未完成,仅编成了第十七镇。

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有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

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4万五千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如被某些“戏说”误导,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被强“拉”去的壮丁,这实在把严肃的抗战历史庸俗化,例如现代川剧《抓壮丁》,还拍成电影。

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yu禹)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该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多人!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余人!

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滕县一役,师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余人。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一带布防之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人,负伤人,失踪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下面一些照片是年10月10日在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前举行国民政府接受日本占领军无条件投降仪式的照片,原计划在前门楼子前面广场才,根据北平市民要求在紫禁城举行,那天有10万北平市民参加。那时笔者老父亲是四存中学高三学生,全班同学都骑自行车去了。国民政府受降官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

高26米的重庆解放碑,原名抗战胜利纪功碑,她是全中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纪念碑,以纪念重庆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解放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位于民权路、民族路和邹容路交汇处,它是抗战胜利和重庆解放的历史见证。从蔚蓝的天空的背影下看解放碑,碑体绝大部分呈白色,有些地方是肉色,上端有几架大钟,朝着四面八方,每到整点时,便会响起那高阔又洪亮的声音。塔是八角形的,最顶端有几根天线。此时,解放碑显得特别宁静、庄严、郑重。

四川怎么啦.3

川兵歌

年国务院已经发出了停止红卫兵全国串联的通知,我和同学李平原意犹未尽,春暖花开的4月初,我们又踏上了开往成都的旅客列车。当时北京火车站广场准备进站的中学生人山人海,出北京的北京人和返回家乡的外地人都有,有好几个连的解放军战士在广场维持秩序。不知道等了几个小时后,记得是在解放军战士带领下,学生们排成四列纵队从火车站东面货场大门进入站台。

还不错,我俩抢了二个位置,一个是硬板座位,三人长条椅挤五个人,一个是车厢顶的一段货架,货架当卧铺,俩人换着睡。个座位的车厢里足足塞了六、七百人,用“无立锥之地”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因天气寒冷不能开玻璃窗,车厢里空气混浊比猪圈味还难闻。过秦岭时,从车窗里看着列车在一个接一个的铁路隧道里进进出出,方知中学课本“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场景。大概快到绵阳时进入平原,天气温暖了,打开车窗吸入新鲜空气。就这样开开停停走了二天三夜,终于到了成都火车站。

我俩这次西南计划的终点站是昆明,当时正在建设成昆铁路,赴昆明需向东先到重庆,转贵阳到昆明。成都火车站广场有“川大八二六”接待站。“川大八二六”是大名鼎鼎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长安街和天安门观礼台经常有“川大八二六”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川大八二六”五个大字每个足有一人高。记得他们在公安部大门外曾设了一个“川大八二六”广播站,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男女广播员操着四川话不停向公安部大院内做宣传,不广播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歌声,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

“川大八二六”把我们接到四川大学校园,现在留有印象的四川大学校园很大,大树很多。安排我们住在教学楼的教室里,室内没有桌椅,地上铺着厚厚的稻草,我们就光杆睡在凉席上,没有被褥,自己的背包当枕头。一天三顿饭在高大的学生食堂里,顿顿大米饭,白米饭装在地上一个半人高的木桶里,随便吃,菜是每人一勺乱七八糟的绿叶菜和粉条,都有辣椒。

我俩在成都游览了都江堰、武侯祠、青城山和青羊宫等地,也没解说员,属于自由游乱转。在武侯祠一个照相点,我们交了钱拍了照,后来在北京没收到寄来的照片。当时成都在武斗,街上能看到肩背步枪头戴柳条帽的民兵队伍匆匆走过,夜晚沉静的川大校园夜空,偶尔传来清脆的枪声。四川大学学生告诉我们,四川大学八二六是兵工厂造反派的进攻重点,早晚要打进了。他们说,工人造反派最常用的武器是无缝钢管自制的长矛,有二米长,扎着肚子能把肠子挑出来。我俩吓得够呛,在成都呆了四天,就匆忙跑往重庆。

之一

下面是一篇回忆文革期间成都武斗的文章。

“川大八二六”是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的简称。原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八二六(年8月26日)是该组织第一次造反并据以建立的纪念日。政委江海云、团长游寿星①(后来两人都成为四川革委会成员)、参谋长刘安聪。提出一些激进口号,采取一些极端做法的该组织成为了所在派别的旗帜,于是在其他学校的中学生组成“中八二六”,大学生组成“大八二六”。在外地和四川各省辖市、地级市设立驻当地联络站。

年11月13日与稍显温和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在怎样批判李井泉问题上发生分歧,他们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与后者渐行渐远。提出“炮轰省市委,打倒李井泉,改组西南局,解放大西南”口号。

年1月29日,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以查抄“黑材料”为名冲击市公安局,成都军区对其7名头头实行逮捕。2月,川大八二六和兵团为声援街道工业分团,遂组织数千人围攻成都军区,提出释放被关押的人员,并道歉等要求。他们编辑、发行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之二”,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大战斗团的信》,严正警告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该组织确认中央军委的信后,承认大方向错了,发出电函:“向毛主席请罪,向中央军委请罪,向全国人民请罪……”。并到人民南路广场,上千人跪在地上,摘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甚至焚烧该组织袖章、团旗,以示请罪之诚。但该组织和它所在派别仍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头头等数十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19日,重庆革联会凌晨抓捕四川大学八二六成员,砸了该派驻渝联络站。

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4月7日,入狱的该组织成员被释放。4月13日,他们再次夺取了川大党、政、财、文大权。

5月初发生与产业军武斗,并有大规模死伤。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红十条》,宣布李井泉是“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立了由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为副组长、张西挺等为成员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产业军彻底土崩瓦解。该组织一派成了理所当然的“左派”,自诩为“红十条派”,把红成派称为“反红十条派”。

中央调50军(部队)入川支左,主要支持兵团、八二六,对红成派取压抑态势。6月24日红成派砸了省革筹办,据说刘结挺、张西挺操纵四川省革筹支持偏袒八二六派,抄出大量整红成和重庆八一五的黑材料。25日红成决定上北京告状。此后八二六控制市区,红成控制市区以外。②红成与工人红卫东部队为了扩充势力范围,在城市里树立据点,占领了钟塔斜对面的十中。在钟塔小阁楼的窗上向广场和陕西街方向架起机关枪,控制了这一带局势。川大八二六与工人造反兵团很快组织人马向钟塔发起攻击争夺,造成多人死伤。③

年8月,随北京之后工宣队、军宣队亦进入各地大学,学生先后被整肃并分配离校。该组织亦自行解散。据称,在66级、67级毕业生分配时,将铁杆八二六头头分到川渝两地重要部门。同年10月支持八二六的刘张失势,在权力机关里的该派人物也先后被清除。

办有“八二六炮声报”(4开4版,手书报头,平均12天一期,出过北京版、重庆版、康定版、武汉版版等,袁庭栋为五编委之一),成为影响当地造反派舆情的主流小报;编印《八二六文选》(32开本,页,年8月)、《毛主席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八?二六歌声》第3集(32开本,页,年1月)等,编演《四川很有希望》歌舞剧。

年代该组织前成员王恳撰写个人回忆录,对其历史多有记叙。

①首任团长谢昆仑。

②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从上西顺城街上翔街教堂傍边一幢楼房撤到了光华村的成都大学,工人红卫东的总部则设在东郊电讯学院,而川大八二六的总部设在四川大学内,工人造反兵团的总部设在市内文化宫里。

③四川大学后门内(接近原成都工学院侧门)一个斜坡上建有“8?26”烈士陵园。埋有多名死者。其中川大八二六12人,有几名工人,中学生八二六有多人(最小的一个才15岁)。

(参考资料:何蜀《重庆武斗大事记》;郭党生《一束野菊花-27》,“新浪博客”;王锐《文革小报发展繁荣的几个历史片断》,“文革研究”“地方文革史交流网”;王恳《四川大学的“八?二六”烈士陵园》,“巴蜀网”“巴蜀论坛”)

之二

“文革”死人最多的是在至年一年多的时间,死人最多的几起武斗事件都发生在广西和四川。

说起四川人在文革中的武斗场面很多人中老年人都还记忆犹新。这个中的原因可能是四川人头脑简单,肠子太直,別人装装样子,四川人就一根肠子通屁眼,啥子事都当真。中央一句话硬是当一句来听,文攻武卫,你们咋个不文攻武逃呢?事事太鸡巴斗硬,常言道:人太认真,白开水都要闹死人!

文革中的四川武斗全国闻名!一是规模大,全省开花;二是动用的武噐齐全,除了飞机之外的武器全用上了;三是死的人多(川人真敢杀)。

想当年,文革第一枪就发生在成都的厂,本人也是亲历者。我觉得这一枪是该打的!就是现在歼10飞机的诞生地。在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下(当时还沒谣言四起的网络),估计10多万人围困厂,冲击核心区域时,厂的民兵开枪示警!民兵很轻松,一点不紧张!我看见真开枪了,就靠墙坐了下来。民兵手持65式步枪在禁区内来回走动,他们看到我,我也看到他们。我知道他们不会向沒冲击的人开枪的……(网名野人龙门阵)

之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曾经有一个调查组,名为“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年6月至年8月,经向当事人了解情况、经整理相关材料、复核有关资料后统计出:从年至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件,其中伤亡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多人。

其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中,第四件是年6月至68年3月发生在四川宜宾的大武斗。

年6月至68年3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年1月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17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多人伤亡,死亡21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15个月。

之四

我和李平原在重庆大学住了五天,印象较深的是参观了白公馆和渣滓洞。那时重庆也在搞武斗,我们没见到武斗场面,却品尝了“龙抄手”和“灯影牛肉”,体会了山城道路特色和嘉陵江吊脚楼,还看到重庆特色“棒棒军”。

我俩都酷爱游泳,这次西南行,到了贵阳就强令我们返回北京了,没能到达昆明,但我俩曾在长江、嘉陵江、花溪、柳江、漓江、桃花江、湘江里畅游。记得横渡嘉陵江时,选择了一段比较宽阔水流较慢的水面,把上衣和裤子卷成一团用裤带绑在手臂上,单手划水,另一只手托着衣服卷,基本是侧泳渡过江的,累了就来一段仰泳。现在想起来都后怕,要是万一出了事,我们才17岁。嗨,我俩都是给家里留了一张纸条说去成都了,那时基本没有通讯工具,要要真的没了,家里连你死在哪都不知道。那时十六、七岁的孩子啊,自理能力真叫大。

这是年7月,由重庆“八·一五”派在北碚地区欲“砸派”进行的争夺地盘的系列武斗事件。又称“八·一五”七月反攻割据战。

年“一月夺权风暴”之后,由于权力分配问题,重庆造反派发生分裂,形成以得到军方支持的老造反派“八·一五”派掌权独大,和与之对立的新造反派“砸派”两大派。

6月开始,两大派进入大规模武斗阶段

6月5日,两派在西南师范学院进行了持续数日的“六·五”武斗。以西师“八·三一”为首的“砸派”,一度控制了西师和北碚地区的街道。而“八·一五”派的“悍红总部”各组织,则退至嘉陵江北黄桷镇、东阳镇、后峰岩等地,远至华蓥山一带,“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八·一五”派在6月失利后,其头头与支持他们的省革筹和军方达成共识,必须大反攻,打回重庆去。经过一段短期休整和武装后,“八·一五”派卷土重来,并在7月开始了在北碚地区争夺地盘的割据战

年7月5日,“八·一五”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打一场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提出:“我们必须奋起自卫”,“只有这样,才足以制止反革命的武斗歪风”,“只有用这种人民战争的方法,才能捍卫斗争大方向”,声称“七月血战的战鼓早已敲响”,号召“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人民战争”。

年7月1日,“八·一五”派在北碚街上向“砸派”控制的多处武斗据点发起进攻。

7月3日,两派在北碚重纺五厂再次武斗,“八·一五”派动用了发射鹅卵石、石块的自制土炮、鸟枪。“砸派”“猛虎团”武斗人员被土炮打死2人,伤数十人。

7月6日,“悍红总部”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在北碚对重庆光学仪表厂的“砸派”据点发动进攻。武斗中死3人,打伤“砸派”数十人。“悍红总部”占领了北碚地区大部,即抓紧建立起武斗据点。并逐渐扩大地盘,并出动大军,打下了23中。

7月7日,两派深夜在北碚的浦陵机器厂(上海内迁厂)武斗,厂内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全厂停产。从次日起,“八·一五”派武装包围该厂,切断了该厂的粮、菜、煤、水供应,该厂上海援内职工被迫于7月15日全部返回上海。同日,两派在嘉陵江南桥头武斗,“八·一五”派在进攻砸派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小口径步枪打死2人。这是重庆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

7月8日,“砸派”在北碚发起反击,“砸派”的”猛虎团”派出大批武斗人员前往“八·一五”派控制的位于北碚的红岩机器厂,营救“砸派”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双方使用了小口径步枪、猎枪等武器。武斗中,双方死9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7月9日凌晨,“悍红总部”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对占据在北碚区澄江镇(“文革”中改名火炬镇)二十三中的“砸派”武斗据点发动进攻,“砸派”数十人被抓。占据缙云山园艺场“砸派”头头见势不好,于是决定撤离该场。“八·一五”派控制了澄江镇地区。

于8日增援中梁山武斗后留驻于战旗小学的重大“八·一五”“三O一”武斗队,于黎明前以自制土喷火器和土炮伏击从煤校返回重庆电机厂的砸派武斗队,砸派被土喷火器烧死2人,烧成轻、重伤各2人,钢钎刺死1人,重大“八·一五”武斗队被自己土炮喷出的火焰烧成重伤1人。当天上午,重大“八·一五”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砸派”河运学校“航锋”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八·一五”武斗队使用了非法私设的电台进行联络。

7月14日,为解决四川武斗问题,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到达重庆,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分别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的讲话。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9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的“八·一五”派“八一兵团”与“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达成停止武斗14条协议。中央代表谢富治应邀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三千余人召开“团结大会”。随即,中央代表赶赴武汉,处理“百万雄师”问题。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野火再次在各地燃起。

就在当天,两派在北碚区前进公社(邻接西师、西农)发生武斗,“八·一五”派动用了民兵枪枝,双方互有死伤。

7月15日,四川省革筹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与副组长刘结挺及中央代表、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一起,到武斗严重的北碚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纺五厂等单位视察。7月17日,张国华、刘结挺等在北碚区分别接见两派群众。要求两派停战,上交武器。张、刘并于当天与中央代表李再含一起,于午后1时至晚上10时半,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接见“砸派”代表,作停战缴枪工作。

至此,“八·一五”派控制了北碚区邮电、银行、轮渡、车渡、公交和大部分粮店、商店等部门,及嘉陵江以东的跃进公社、红星公社、东阳公社,嘉陵江以西的红旗公社、向阳公社、前进公社、火炬公社等广大农村。“砸派”人员被大批赶出。从而使之与“八·一五”派势力控制的合川地区连成一片。“砸派”在北碚地区的势力范围,仅剩下西师、西农、川外三所大学。

7月中旬后,“砸派”改称为“反到底”。

7月17日,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到北碚街上向驻军上缴武器,与“八·一五”派发生武斗,双方发生枪战,互有伤亡。

7月23日,以西师“八·三一”为首的“反到底”派,组织上千人的队伍,到“八·一五”派控制的北碚街上游行示威,拥护中央对武汉“七·二0”事件的处理决定。“悍红总部”立即出动几大组织数千人的武斗队伍,两派发生武斗。在双方混战中,“反到底”派因准备不足,受创严重。据“反到底”派称:在该武斗中,其受伤者达百余人。当晚,“八·一五”派向西南师范学院发动进攻。西师“八·三一”于次日凌晨撤离学校。

7月24日,“八·一五”派在化龙桥地区向控制的重庆工业学校发起进攻,攻占该校。武斗中该校“反到底”派“红岩兵团”死10人。重大“八·一五”的“三O一”武斗队张全兴和“战地摄影师”唐世轩被小口径步枪击中身亡。重庆大学“八·一五”打通了通往市区的道路,建立起重庆工业学校的“新据点”。

当日,“反到底”派在体育馆外召开声讨“七二○”事件、声援武汉造反派大会。会前,得知工业校被“八·一五”派攻占,“反到底”派“工总司负责人黄廉在发言中,号召反击,并连续三次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错呼为“敌人不灭亡,就叫它投降”,可见其激昂之情。

7月31日,“反到底”派从青木关向北碚的“八·一五”派发起进攻,两派在北碚区展开大规模武斗。武斗中,双方死3人,伤13人。“八·一五”派北碚区“捍红总部”头头下令,将北碚青木关至歇马场的小湾公路桥炸毁。

经过七月的反攻和割据战,“八·一五”派控制了北碚城区和大部分农村。

之五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公园内的“文革”红卫兵墓园曾是重庆“八·一五”公墓,已成了全国唯一见证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坟墓。后改名后的“文革”红卫兵墓园,于年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墓园占地面积50余亩,每一块墓碑上都镌刻着文革战团“八·一五”派死者的名字,墓园里埋葬着上百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事业的工人造反派,年纪大的多在十几岁或二三十岁,最小的仅11岁。

但墓园内埋葬的大多数是工人,称作“红卫兵墓园”的名称似乎并不恰当。

年代中期,血腥武斗遍及中国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沉痛总结的那样:“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

毛泽东年12月18日,也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过:“年七、八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年夏至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死亡人。这个数据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官方并没有对武斗做过完整的调查统计。具体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专门研究该墓地的陈晓文据碑文落款辨识统计,“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年1月结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年。”年,恰恰正是文革武斗发展到巅峰且即将迅速落潮之际。依据碑文,陈晓文还推算了墓园内具体埋葬的武斗死难者数目,认为“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名武斗死难者。”

根据陈晓文的统计,“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达58.9%,26岁以上的也达46.5%”,这意味着,墓园内虽埋葬有红卫兵,但他们并非主体,将该墓园称作“红卫兵墓园”并不准确——“红卫兵”通常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既包括“文革”初期以高于子女为主体、集中出现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包括各地方党政干部仿效北京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包括一度受“官办红卫兵”打压,后又受到毛泽东支持而逆转的“造反派红卫兵”。该墓园比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

“红卫兵墓园”这个名称,源自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该墓园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命名。据参与命名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吴涛回忆:“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为什么不使用更准确的“武斗墓、文革墓”呢?不得而知。

四川怎么啦.4

川哥歌

当年从四川到外省市上山下乡的知青主要是成都和重庆二市。目前这批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到了退休年龄,据统计成都市约有50万人,重庆市也约有50万人,与北京市40多万人的数字基本相同,全国共有万人。

云南5万知青大返城始末

年3月至7月,成都市应届毕业的初中生陆续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前前后后总数达一万六千多人,如果加上重庆的知青总共有四万一千多人在云南支边。“云南支边知青”,就成了这个群体的特殊称呼。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恢复了原国营农场建制,但是,知青们似乎并不认同,还是称自己是某师某团某营某连的知青。到年,这几万名知青在云南已经度过了第八个年头。这期间,不断有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离农场。尤其是年,大学恢复招生考试,一些知青通过、两届高考离开了农场。年,成都市又在知青中进行了一次试题极其简单的中专招生考试,招收了一批知青回成都进入中专校学生。一些有门路的单位也以各种理由内招自己职工的子女回城。与此同时,四川省内上山下乡的知青也不断调回成都、重庆安排工作。还留在云南农场的,大多是父母单位内招无门,或者是考学无望的知青。眼看着昔日一块儿到云南来的伙伴一个接一个地走了,留下的人万分难受,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之中。

而知青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批知青大多已二十四五岁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不仅不能结婚成家,甚至连对象都没有。谈恋爱的知青也没有几个打算在云南结婚成家,生怕一结婚就永远不能回城了。另一方面,知青中未婚同居的现象又十分普遍,由此引起的怀孕堕胎、未婚生育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农场知青甚至连住房问题也没有解决,几个人挤在破烂的茅草房中。在临沧分局所属的一些农场,知青们(包括老职工)的生活条件还很差,经常没有蔬菜,几个月没有肉吃是常事。有的农场干部动不动就对犯错误的知青捆绑吊打,个别干部还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这些问题日积月累,长期得不到解决。

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知青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会议的结果却令知青们非常失望。这次会议决定:一、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继续在国营农场安置知识青年;三、……要支持和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志在边疆的志向和行动。会后发布的《知青工作四十条意见》明确指出:“今后边疆农场(包括各建设兵团)的知青一律按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这就意味着,云南支边知青必须在农场待一辈子!他们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会议的消息在报上一公布,立刻在知青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积压的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年11月,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一名上海女知青生小孩时因医疗事故不幸死亡,引发了知青大规模的游行,继而发展成波及全省几乎所有农场的知青大罢工。西双版纳知青组织的赴京请愿团在昆明受阻,一怒之下采取卧轨行动,致使昆明至北京方向的铁路运输中断达六十余小时。后来,由于请愿团终于到了北京,受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接见,双方达成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步骤,罢工才渐渐平息。

西双版纳知青罢工刚刚平息,12月中旬,勐定农场四分场一些连队的知青又开始罢工,很快就又波及到了该农场几乎所有的连队,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绝食。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次事件最后导致云南农垦系统的支边知青大返城,并在一定程度上彻底结束了我国延续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国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通人和,社会稳定,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仍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疾风暴雨和电闪雷鸣。

罢工

勐定农场地处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南,是一个以种植橡胶为主的农场,知青们习惯称它为七团。这个农场由五个分场、医院、一个电站和几个直属连队组成,共有五千多知青,其中大多数是成都知青。勐定坝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坝子,这里傣族风情浓郁,四周高山上布满了原始热带雨林,坝子上,水稻一年三熟,并盛产甘蔗。年,这里一下子涌入了几千知青,生活设施、生活条件跟不上,老职工和知青们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生活。到了年,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许多连队的生活条件还很差,一些连队仍然不具备基本的生活条件。知青两年一次的探家,光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近半个月。

罢工首先从四营九连开始。这个连队的知青主要来自成都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四中。刚到云南的时候,这个连队的知青就因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文艺宣传队在各连巡回演出而出名,当时成都的报纸还进行过大量的报道。

这一次,该连的知青叶枫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叶枫,中等个子,一个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做事认真有主见,遇事头脑冷静,平时不多言不多语。

年12月25日,叶枫所在的连队接到通知,全体知青到附近的一连听广播,传达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广播还没有听完,知青们就一片哗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随之愤然离去。回到连队后,知青们怒气未消,纷纷聚集到叶枫的寝室里继续议论:“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下乡知青的同等待遇?”“八年老兵也应该复员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返回故乡?”有的人言辞非常激烈,提出要给中央写信;更多的人则是深深的绝望。叶枫静静地听着大家议论,他明白,要求返回故乡不是哪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全体知青的共同希望,而要实现这个希望,只能依靠自己。叶枫拿出一本《宪法》单行本,示意大家静下来,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罢工、示威游行的权利,我们要立即号召全体知青罢工,明天到勐定街游行!叶枫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叶枫马上写了十几张通知,九连的知青们立即分头送到四营的其他十几个连队。

叶枫目送战友们消失在月光朦胧的山道上后,又回到宿舍和大家一起商讨明天示威游行的办法和口号。口号大致有“还我户口”、“八年老兵要复员”、“向‘四人帮’讨还青春”、“我们是知青,不是农场职工”等

诸事基本安排妥当后,天已经蒙蒙亮了。叶枫正想休息片刻,突然听到从连队前面的摩雅寨方向传来一阵吵闹声,原来,山上连队的知青接到通知就立即赶下来了!九连的知青们来不及休息,一下就汇入了游行的知青队伍中。沿途每经过一个连队都有许多知青加入,到了勐定街时,队伍扩大到近千人。这天正好是勐定街赶街的日子,老乡们一见街上突然来了这么多知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担起自己的东西回家,商店也纷纷关门闭户不再营业。

在勐定街,知青们打着旗帜,喊着“我们要回家”等口号来回游行。游行完毕,知青们聚集在勐定公社前的空地上,面对近千名知青,叶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知青立即罢工,并到场部静坐,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少知青也相继发言,指出农场方面对知青的种种不公待遇。讲的人声泪俱下,听的人唏嘘不已。街上的老乡见了很是奇怪,平时有点调皮捣蛋的知青今天变得有组织有纪律了。听了知青们的演讲后,老乡们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他们被感动了,纷纷拿出香蕉、芭蕉请知青们吃,饭馆也打开门送来了馒头。

12月26日,在九连,知青们决定成立“请愿罢工委员会”,选举了以叶枫为委员长的罢工委员会,其余14名委员由各连推荐,负责组织协调罢工事宜。

正在这时,一位素不相识的知青大汗淋漓地跑到九连找叶枫,告诉他,场部前一天晚上召开了紧急防务会,想把知青罢工消灭在萌芽状态,另外,还找了一个人诬告叶枫在勐定街旅馆盗窃,团部很快就会让派出所的人来连队抓叶枫,希望他有所防备。说完就急匆匆走了。叶枫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到勐定街旅馆了解住宿的登记情况,准备用事实来回击诬告。

第二天,团部派出所果然派来了五个人,由所长带队,开着一辆吉普车,提着手枪和手铐,气势汹汹来到九连。那个所长开口就问,谁是叶枫?叶枫说,我就是。所长蛮横地说,有个案子与你有关,你跟我们到团部走一趟!这时,上百名知青呼啦一下子全围了上来,对这伙人怒目而视。这些人平时对知青要打就打,要抓就抓,今天又是全副武装,更是耀武扬威,但看到知青人多势众,遂不敢轻举妄动。叶枫把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当众宣布,又对所长说,勐定街所有旅馆都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个人的住宿登记,既然那人根本没有住过旅馆,怎么会有东西被盗?在事实面前,这伙人哑口无言,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

“请愿罢工委员会”决定立即发动全体知青到勐定农场场部静坐。

原成都26中支边知青单玉德回忆说:“记得是在年元旦节后的几天,我们农场的知青已经开始罢工。我正在山下的九连耍,听说要组织大家到团部去请愿,就跟着大伙儿先到了营部。这时,营部领导们已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营部空无一人。我们又到了勐定街上,街上聚集了几百名来自各连的知青。有人在街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家的情绪非常激动,嚷着要到团部去静坐请愿。于是,一百多人就分乘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到团部去。大卡车挤了百余人,手扶拖拉机的拖斗挤了三十几个人。由于人太多,卡车无法启动,只好下了几十个人,车才慢慢启动。车开动后,下来的人又七手八脚地爬上车去。车还没有到团部,大家就下了车,步行到了团部。”

年1月5日,各分场的知青陆续汇集到场部,罢工委员会在场部旁边的芦苇荡里开了一次会,决定广泛吸收各分场的知青参加罢工,将原来的罢工委员会扩大为七团知青罢工总委员会。

西双版纳知青的风波刚平息,临沧地区又发生知青罢工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年12月25日,国务院决定由云南省委和国家农垦总局负责处理云南农垦系统发生的事件。

据说,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调查团先期抵达勐定农场,并立即和知青罢工委员会接触。会场外,上千名知青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双方协商结果。不一会儿,调查团有位女同志出来准备向知青们讲话。但她一口浓浓的云南口音一出,立即被山呼海啸般的吵闹声打断:我们不听!我们不听!我们要请中央调查团来解决问题!后来得知,这个调查团主要是由临沧地区团委、妇联、临沧农垦分局等单位组成的,他们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绝食

年1月6日,调查团和知青罢工总委员会继续接触,守候在场部的知青们情绪越来越焦躁不安。有的人喊,再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绝食!总委员会也意识到,再这样谈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要想争取到合法权益,只有使罢工升级,进行绝食!总委员会决定,终止和调查团的谈判。由叶枫带领,挑选身体好的知青进行绝食;由周兴儒负责组织其他知青在外面策应;由李光明牵头成立纠察队,负责档案室、机要室、武器库以及家属区的安全保卫工作,绝食的地点选择在团部招待所。

总委员会的工作刚布置完,守候在外面的知青再也忍不住了。中午1点钟左右,一营知青许世辅大声喊道,要绝食的跟我来!听说绝食要开始了,几百名知青马上涌了出来。团部招待所是一个平房四合院,正门是一个铁栅栏门,后面有一道小门通向厕所,把门一关,在里面绝食不受任何干扰。几百名知青在叶枫、许世辅等人的率领下进入招待所。在进入招待所之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衣服口袋翻出来,证明没有带任何食物。

这时,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说,我们是自愿绝食,请大家都签个名。很快,名知青在本子上签了名。然后参加绝食的知青全体跪在地上宣誓。许世辅领誓,大家跟着他念。内容大概是,我们向皇天后土宣誓,绝食的目的是要求回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几百名知青齐刷刷跪在地上,场面异常悲壮。绝食的知青们还给成都的亲人发了电报,告知勐定知青绝食的消息。

有人问,我们绝食,是要干绝还是稀绝?许世辅问,何为干绝、稀绝?“干绝就是不吃东西不喝水,两三天就可以见效。”血气方刚的许世辅说:“干绝!”有人立即找来铁丝把招待所唯一的水龙头拧死。为了表示决心,大家决定把大门锁死。只留出半个小时让参加绝食者出去给熟悉的同学打个招呼。半小时一到,铁栅栏门“哐当”一声被锁死,钥匙当众被砸烂。参加绝食的知青约有两百人,就在招待所四周的走廊上躺着!

许世辅后来回忆说:“夜幕降临了,我望着身边躺着的战友们,望着满天的星斗,浮想联翩,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之下写了这样的一段话,‘看星空,望斗南,知青急盼调查团;长声吁,短声叹,要向亲人诉苦难。看家乡,望故园,父子兄妹要团圆;高声呼,低声唤,沧海深处话桑田’。看着身边的战友,我又想到了很多问题,有人要上厕所怎么办?1月的勐定晚上天很冷,招待所四周的走廊又是泥土地,非常潮湿,冻坏了怎么办?我在和纠察队商量后决定,绝食队员要上厕所必须三个人一组,一同去一同回来。另外请外面送一些衣服棉被进来御寒。”

一营一连的杨国定也是绝食知青之一。他后来回忆说:“刚开始绝食时,大家都很兴奋,又是呼口号又是唱歌。有人说,我们绝食不能过多地消耗体力,否则坚持不了多久,应该尽量少说话、少动,以保持体力。于是大家就静静地躺在地上,没有人再说话,绝食现场立即变得死一般的宁静。我13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妈妈含辛茹苦拉扯我们三兄妹长大。我到云南支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早点自立,减轻家里的负担。到云南后我每月都给家里寄10元钱,家里也常给我寄来腊肉猪油。到云南的第二年,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母病故速回’几个字。我顿时懵了,接着就是号啕大哭。拿着电报在连队请了假,办好通行证后匆匆赶回成都。回家后才知道是妈妈太想儿子了,发了这么一个假电报让我回来。妈妈像检查身体一样,从头到脚仔细打量我,一边打量一边不住地摇着头说,瘦了,你瘦了。然后拿出一个信封说,定儿啊,听说你们那里太苦了,回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吧,这是你这一年来寄回家的元钱,妈一分也没动,你拿着用吧。我在短短的几天里就把这块钱花了个精光。妹妹后来告诉我,哥,你知道吗?你走后这一年多里,我们家就没有买过肉吃,每月的三斤肉票都存起来买了腊肉寄给你。我们太想吃肉了,就花几角钱到饭馆排队买一份回锅肉。听了妹妹的话,我就像当头挨了一棒,心里充满内疚。回云南后就尽量把每个月的工资节约下来往家里寄。现在,我躺在这潮湿的地上参加绝食,不知命运会如何。我觉得太对不起妈妈和弟弟妹妹,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亲人再相见。第二天,我的女朋友陈小义听说我参加绝食,到场部来看我,隔着招待所的铁栅栏门,她泪流满面,我心里却充满当英雄的感觉。出来上厕所时,小义悄悄塞了一颗水果糖到我嘴里。我不愿违反绝食纪律,转过身背着小义偷偷地把糖吐了。”

绝食开始后,在外面策应的知青也很紧张。周兴儒等人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尽快把这里的情况报告中央,让中央了解勐定知青罢工绝食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否则,我们在这偏僻的边疆绝食,死了恐怕也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周兴儒等人来到电话室,一位在部队干过通信兵的知青不断地拨打电话,终于接通了国务院机要室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问话:“你们是哪里?有什么事请讲?”周兴儒接过“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罢工委员会。”“什么?什么?你们是什么委员会?有什么事?”周兴儒说:“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知青,为了争取回城的权利,我们全团几千知青举行罢工,有两百多知青从今天中午开始绝食、绝水。我们要求中央国务院答应我们回城的要求,解救绝食的知青!”国务院的工作人员终于明白了,说,请你们等一下,不要挂线。等了二十多分钟,电话那头又传来声音:“请你们转告绝食的知青,立即恢复进食,爱护身体,中央调查团正在云南,我们马上电告云南方面。”

电话记录很快传达到了绝食和静坐现场,知青们一片欢腾,中央已经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我们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1月7日,绝食的第二天。

一大早,赶到场部的知青更多了。又有不少人要求参加绝食,但都被拒绝了。有的知青带来了衣服,有的带来了棉被。所有的衣被在送到绝食现场时都要严格检查,不能夹带任何食物。场部的一些老工人看到知青们绝食的场面也被感动了,纷纷流着眼泪送来衣被。尽管平时有个别知青因偷鸡摸狗的行为引起老工人的不满,但现在老工人们却为知青们送来了父母兄弟般的关怀。

下午,参加绝食的知青中有人开始出现昏迷。尽管绝食才进行了二十多个小时,但因许多人从所在连队出来时就没有吃东西,又走了几十里路,加上大多数知青体质都较差,参加绝食不久就东倒西歪地躺在招待所四周的走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的人有气无力地扯扫把上干瘪的高粱子往嘴里塞。男知青则拼命地抽烟,抽得嘴唇上起满了血泡。医院派来了医护人员要对昏迷的知青进行急救,但被拒绝。知青们都以死相拼,医护人员只得守候在绝食现场的外面待命。

就在这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绝食现场:据农场方面说,有知青强行打开了农场的武器库,要暴动了!参加绝食的知青们急了,他们再三要求外面的知青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否则我们的绝食就前功尽弃。王道明等25名共产党员联名给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发了电报,以自己的党性向党中央保证,知青们在整个罢工绝食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更没有打开武器库,知青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回家。与此同时,知青纠察队对武器库的保护更加严密,不准任何无关人员接近。

据时任临沧农垦分局副局长的成都知青唐朝民回忆,当时勐定农场汇报说知青打开了武器库,有武装暴动的可能。临沧方面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把事态逐级上报,一方面进一步核实情况,如属实就按既定方针办,就地解决!唐朝民是来自勐定农场的知青干部,那里有他的很多同学,他很担心知青们因越轨举动而遭不幸。他表面上镇静,内心却焦急万分。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深夜,唐来到机要室借故支开了话务员,往勐定农场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叫刘小梅的话务员,唐要她找叶枫。刘说,现在找不到,我不能离开话务室。唐朝民说,请你务必转告叶枫,千万不要越轨!千万不要越轨!千万不要越轨!连说了三遍。刘说,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一定负责转达到,请你放心。在整个绝食的过程中,知青们始终比较冷静,没有任何越轨行动。这为后来全面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条件。

是谁传出场部的武器库被打开了?至今仍是一个谜。据许多当时在场部的人们回忆,根本没有这回事!在场部的静坐一开始,罢工总委员会就组成了纠察队守护武器库和其他机要部门,而且纠察队员本身没带任何武器,就是怕发生意外。当然,事隔二十多年,再追究这件事已经没有意义了。

勐定知青绝食的消息传到北京,1月7日深夜,国务院办公厅作出明确指示:要全力抢救昏迷的知青,不要让一人死亡,国务院正在研究如何解决知青问题。但是,在勐定农场,知青们的情绪却随着绝食时间的推移而有失控的趋势。

在成都,当这批知青的亲人们得知勐定知青绝食后,个个心急如焚。不管自己的孩子在哪个农场,也不管自己的孩子参没参加绝食,成千上万的家长和兄弟姊妹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相互打听,相互询问,来自云南的任何消息都使家长们牵肠挂肚。一些回到成都的知青就在这里发表演讲,介绍罢工绝食的情况。从文化宫到交际处(现四川宾馆)以及盐市口一带,到处贴满了披露云南农场实情的大字报和声讨“四人帮”的标语。云南知青的遭遇在成都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心和同情。那段时间,机关、工厂、学校及各个单位的人们上班议论得最多的就是有关云南知青的问题。

1月8日,绝食的第三天。

这天也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知青们在场部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二营一位知青用铅笔画了一幅周总理的画像,许世辅请人从他的寝室拿来了他为悼念周总理书写的一副对联,这是摘自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许世辅认为,这副对联不仅是周总理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农场官僚主义者的鞭笞。知青们胸戴小白花,神情严肃地从放着周总理画像的招待所铁栅栏门前依次走过。许世辅回忆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和我们绝食队员告别一样,颇有些悲壮。

的确,这时勐定农场知青的绝食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情况万分危急。

怎么办?再绝食一两天很可能就会有知青死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周兴儒认为,我们绝食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返回故乡!必须要让中央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尽快解决问题。周兴儒和几位委员会成员又来到电话室,几经周折拨通了国务院知青办的电话。对着话筒,周兴儒愤怒地喊道:“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罢工现场,两百多绝食的知青现已有二十多人昏迷,生命垂危。现在是群情激愤,局面难以控制,我们恳请中央尽快解决!”国务院知青办在接到这个电话十多分钟后就回答说,“请你们一定要控制住局面,稳定大家的情绪,不要做出越轨的事情,我们已电告中央调查团,连夜赶往勐定,调查问题,解决问题。”

1月8日,在接到中央发来的关于勐定知青绝食的紧急情况后,正在西双版纳景洪处理知青问题的农林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当即决定,连夜赶往勐定。一个公安负责人出面阻拦,说知青已经打开了武器库,武装起来了,如果贸然前往,必定凶多吉少。赵凡问这个负责人,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吗?此公嗫嚅地说,是下面汇报的。赵凡说,那你为什么不到下面去看一看呢?当晚8点,赵凡即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从景洪出发。那时,景洪到勐定的公路很差,沿途要翻越无数的高山,跨过无数的急流,夜间行车十分危险。但为了“救火”,年逾花甲的赵凡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汽车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奔驰了一天一夜,于1月9日晚到达勐定,赵凡一行住在部队的招待所

1月8日下午4点左右,当得知以赵凡为首的国务院调查组即将来勐定解决知青问题的消息后,总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绝食。知青们的绝食已经进行了五十多个小时,紧闭了三天的铁栅栏门终于打开,但参加绝食的大多数知青都已经不能自己走出招待所的大门了。守在外面的知青们一拥而上,扶的扶,背的背,抬的抬,把绝食的知青安置在招待所外面的空地上。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医生护士们忙着给知青们注射葡萄糖,同时通过广播喇叭再三提醒参加绝食的知青不要急着进食,只能先慢慢喝点米汤或稀饭,以免发生危险。但还是有几个知青饿得忍不住,吃了干饭,不一会儿就痛得在地上打滚,被送去抢救。叶枫抓起一把麦乳精就朝嘴里塞,连冲水都等不及了。他后来回忆说,麦乳精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1月9日,勐定农场场部。知青们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等待。

1月10日上午,赵凡邀请了四名知青代表到部队招待所座谈,说明了国务院调查组到勐定的目的。在听了知青们的汇报后,赵凡决定立即到现场和广大知青见面。

下午4点左右,赵凡来到勐定农场场部,这里已经集聚了大约三四千知青,当时还留在勐定的知青几乎全部到场!赵凡在知青们的簇拥下来到招待所的空地前,这里已经挤满了人。虽然是1月份,但是太阳还是火辣辣的,知青们就在灼热的太阳下眼巴巴地望着赵凡。招待所门洞下放了一张小木桌,被当作讲台。赵凡站定后,把放在阴凉处的小木桌朝前移到太阳光下,正要讲话,突然,前面一排知青齐刷刷地向赵凡跪下了!后面的知青们也跟着全部跪下了!全场一片哭声,一边哭一起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一时间,喊叫声、痛哭声响彻场部上空。望着这黑压压一大片跪在自己面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和自己孩子一样大的知青,赵凡惊呆了。他参加革命几十年,无论是战争年代同敌人作斗争,还是和平年代同自然灾害斗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赵凡后来回忆说:“看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龄,我62岁,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煽动起来的。”

待大家安静下来后,赵凡作了简短的讲话。

赵凡说,知青们从城市来,经受了锻炼,为边疆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生活上也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我能体会到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地把你们的情况向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给领导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样乱哄哄的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尤其是在这里日夜坐着。晚上很冷,会冻出病的,把身体搞垮了,将来即使回到城市去,什么也干不成。希望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劝告。

但是,知青们已经听不进赵凡说的任何话语了。他们围住赵凡要他明确表态,同不同意知青回家的要求。看到知青们的这种情况,赵凡老泪纵横,只得说,今天我只代表我个人,我个人的态度是,你们要求回家的愿望是正当的,是合理的,是应当得到满足的。听到这话,知青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赵凡这才得以离开聚集了几千知青的勐定农场场部。

因为这个表态,因为赵凡在后来解决云南知青问题上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他当之无愧地成了云南知青心目中的英雄。二十多年后的年8月,当赵凡应成都知青邀请到成都看望当年的这些知青时,他受到了知青们如儿女待父亲般的接待。

接着,赵凡邀请了20名知青以及农场方面的代表座谈,按照知青们的要求,地点安排在勐定公社。在赵凡和知青代表座谈时,许多知青就在外面苦苦等候。知青们还在从勐定公社到勐定农场场部二十多里的公路上排成人链,把会议的消息及时传达到聚集在勐定农场场部的知青中。

1月11日、12日,赵凡在勐定分别和云南省工作组、勐定农场的干部座谈,对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表示赞扬和慰问,要求他们继续做好工作

1月18日,国务院知青办向中央报送《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知青问题,同意国务院知青办报告中的处理意见。

1月25日,在昆明召开了云南省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赵凡在会上明确表示,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会议上,赵凡又表示,知青问题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重心转移都有困难。

这时,四川省委表示,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期分批地回去;上海、北京也同意将知青大部分接收,这些意见均得到了中央同意。

根据这个精神,全国农垦系统的知青相继返回自己的故乡。这样,从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从年2月起,在云南农垦系统的四川、上海、北京知青陆续返城,由各自父母单位安置,父母没有单位的则由街道办事处安置。

云南方面同意在自愿原则下,知青愿走的都可以走,愿留下的欢迎,农场拿出资金,先修缮房屋,让留下的知青能够安居乐业。知青中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但绝大多数的知青都选择了回城。

知青大返城

在知青们等待返城的几个月里,农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生产几乎停顿了,绝大多数连队仅由几个老职工支撑。知青们则各自收拾行李,等待父母单位的调令,准备回城。但父母没有单位,或者父母都在街道工厂的,回城安置就有点麻烦。当然,也就使这部分知青比较惶恐,不知未来会怎么样?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起悲剧:勐定农场五分场的成都知青官模云在等待回城的过程中,不堪忍受恐慌和无助,竟然于2月1日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惋惜不已。他的死,一度在知青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不过在周兴儒等人的大力劝解下,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过激的行动。

后来,不少知青怀揣着一张“包包户口”就踏上了返城之路。什么是“包包户口”呢?即那些没有单位调令的知青,先由农场方面开一个证明,再到勐定派出所办户口迁移证。因为知青太多,派出所便对每日的办理数量加以控制。可这样一搞,办手续的时间又慢了许多。见此情形,知青杨国定就模仿场部开证明的钱参谋的笔迹给知青们开证明。一时间,到派出所办户口迁移证的知青打起了拥堂。再后来,勐定农场干脆用一根铁丝把公章挂在办公室门口,知青们随便写个什么证明,自己把章一盖就可以回城了。其实,因为与所涉及到的各省市早已协调好,所以不管知青拿着什么样的证明回城,基本上都能在所在地补办户口和粮食关系。

以周兴儒、叶枫等知青组成的总委员会决定,拆除在团部的所有窝棚,各连的知青仍回到自己的连队,继续罢工,等候返城。总委员会的成员和愿意留在团部坚持的知青搬进招待所住。一部分知青先回成都,动员成都的父老兄弟姐妹给予声援。最后,大约有两百名知青继续留在团部坚持。年3月16日午夜,农场方面提供了七辆卡车,把知青们送走,留守在团部的名知青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这样,除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继续留在云南农场外,多数知青先后回城。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些在云南经历了八年风风雨雨洗礼的知青们,都在各自的新岗位上继续拼搏,不少人还成为所在行业的骨干。

后记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知青朋友的大力支持,他们向我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无私地提供了珍藏的照片和实物。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感动得流下热泪。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感谢党中央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决心和决策!感谢我的知青战友们!

文中涉及到的部分人物现状

赵凡,年近九十,离休,住北京。

叶枫,回城后曾在某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现已内退。

周兴儒,回城后几经奋斗事业有成,十年前不幸遇车祸半身瘫痪,现仍顽强地在自己的事业上奋斗。

杨国定,回城后在成都市百货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下海。

许世辅,回城后在成都全兴酒厂工作,现退休。

唐朝民,20世纪80年代初辞去了在农场的一切职务返回成都,曾在某机关工作,后下海。

(杨全,男,成都26中初六九届学生,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现在成都盐道街中学任教。)

本文摘自:《龙门阵》年第11期,作者:杨全,原题:《:云南支边知青大返城》

四川怎么啦.5

川妹歌

川妹子公司是成都安位家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安位家政培训学校和四川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的总称。川妹子公司成立多年来,创立了一套旨在解决农民工、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和城镇失业人员就业的先进的运作模式——政府搭台、媒体敲锣、市场运作、品牌开路、订单培训、等级考核、定向输出、网上挑选、远程面试、持证上岗、定点就业、员工管理、全程维权等一体化一条龙服务,社会影响力巨大,仅中央电视台就进行了数十次采访和近十次专题报道。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需求,特别是家庭生活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化,为了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为了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年4月,由成都市就业训练中心、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代理有限公司、成都商报为您服务有限公司和成都利民社会服务中心,联合投资创办了成都安位家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由成都利民社会服务中心法人代表,总经理宋瑞出任总经理。

如今,“川妹子”已经成为四川第一劳务品牌,中国著名家政品牌,品牌含金量非常高,据有关专家估计,“川妹子”品牌商标价值数千万元。四川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成立于年7月,是四川省唯一以“川妹子”命名的家政企业,公司法人代表宋瑞是“川妹子”品牌的创始人和商标注册者,该公司发展前景不可限量,投资升值潜力巨大。

四川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和成都安位家政公司(学校)(以下统称川妹子公司)是“川妹子”劳务品牌的原始策划者、商标注册者和实际运作者,对“川妹子”品牌拥有无可争议的商标知识产权,对川妹子品牌的前因后果、运作模式、面临困境、解决途径和未来走向了如指掌。

为了保护川妹子品牌知识产权,我们于年12月16日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了“川妹子”商标,年1月8日国家商标局正式受理,申请号:,发文编号为ZCSL。随后,安位公司注册了川妹子网络实名(登记编号:564)、川妹子通用网址(中国互联网认证编号:K)、川妹子英文网址()和四川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四川省工商局注册号:501818782)以及四川川妹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工商局注册号:510),全方位地对川妹子家政品牌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和市场化开发,“川妹子”品牌知识产权归属毋庸置疑。

在四川省范围内,四川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以行政区划为标准,建立以人力资源组织和本地市场开发为主体的市(州)县两级特许经营分公司,即在21个地市(州)建立21个市(州)级分公司,在多个县建立余个县级分公司,在市(州)中心城市根据行政区划建立若干个区级分公司(比如成都市城区有金牛、成华、青羊、武侯、高新、锦江六个城区,可分别建立6个区级分公司),并统一命名为“四川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分公司”。这样,如果在全川铺开,可以建立-个分公司,在各自区域内取得唯一特许经营代理权,川内连锁加盟体系随即形成。

四川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将全国主要家政市场划分为五大片区,其中,北京分公司分管华北片区、广州或深圳分公司分管华南片区、上海分公司分管华东片区、青岛分公司分管东部沿海片区、武汉分公司分管华中片区,由五大片区分公司分别负责开发各自区域内的家政市场,选择主要的家政服务消费城市建立各自的以消费为主体的连锁加盟体系,在五大片区一共建立—个左右加盟分支机构。

据悉,通过四川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从事家政服务的川妹子家政服务员有2万多人。

年我家雇佣了一位川妹子照顾老父亲老母亲生活,他们分别是85岁和86岁。这位服务员是在小区服务的其它服务员介绍来的。这位川妹子年龄42岁。丈夫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已经7年了。他们有一儿一女,小女儿8年考上了中等专业护士学校,学习三年后肯定有工作岗位。大儿子7年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年将毕业。女儿考上护士学校后,母亲就来到北京当家政服务员,为儿女挣学费。

我家住房条件较好,父母各有一间房,还有一小间是服务员的,也有12平方米,有独立看的电视机,管吃管住,每周休息一天,月报酬0元。四川女子很能干,很快就融入我们北京人的生活了,我们5个子女省心不少。可惜,她在我父母家只干了一年多,儿子大学毕业后返回成都找到一份工作。就这样,二口子结束了在北京的几年生活,回家乡种地伺候老人去了。

四川怎么啦.6

川美歌

川妹子就是四川姑娘,同时也指重庆姑娘,川妹子在一定场合成为大美女的代名词。

许多外地朋友只要一提及四川,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四川的三大特色:“美食”、“美景”、“美女”,来过四川的回味无穷,没来过的则心驰神往。

常言道:“依山出俊男,临水出美女”,四川拥有众多的江河,金沙江、岷江、沱江、大渡河,还有无数小河流以及丘陵山地,风调雨顺,物产丰富,山清水秀,号称“天府之国”。水,不仅给四川带来了丰富的物产,还给四川带来了如云的美女,这里的美女模样秀丽、皮肤水嫩、身材娇小(平均身高cm)、声音甜美、性情爽直、待人热情。

四川气候常年潮湿,冬日多阴雨、少晴天,人们喜食辣(尖)椒,以祛寒除湿,辣(尖)椒吃得多,川妹子性格也像辣(尖)椒,“辣(尖)”!要想在这里找个温顺得像小绵羊似的美女,得打上灯笼火把,“难”!四川属丘陵地带,崎岖不平的道路练就了川妹子吃苦耐劳的精神。

四川多丘陵,少峻岭,自然出不了俊男,男人们普遍生得矮小(平均身高cm),且相貌平平,缺乏阳刚之气,在美女面前自然是底气不足,再加上女人们的那脍炙人口的川菜手艺,男人们只有俯首称臣、甘拜下风了,美女更是给男人们惯得霸气十足。四川男人“耙耳朵”全国闻名,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四川女人的能干、骄横、泼辣(尖)。

四川美女最具特色的地方,那就是会打扮,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许多,北方女人40岁已是人老珠黄,而四川女人仍旧是面容姣好、风韵犹在、青春不解当年。成都有年搞了个特别的选美活动,比谁更显年轻,结果参赛的女性上至80岁下至16岁,超过千人,热闹非凡,有的女人竟然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10岁。

历史上四川美女并不怎么出名,“四大美人”里没有一个四川人,唯一有名气的只有汉代的卓文君而已,她的出名主要是她的才气和爱情的缘故,武则天、薛涛虽然名气大,但她们只是客居四川,并不是川籍。李白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剑门关)”,正是这种崎岖艰难的道路,阻隔了四川与外界的往来,那时的女子别说出川,就是到过成都的也不多。而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大多集中在中原、江南一带,自然是难见四川女人的风采了。试想当年桌文君如果不到长安,恐怕也只能是默默无闻,何以流芳青史?

“天高皇帝远”,历代帝王选妃也是因为蜀道难,而无法顾及四川美女,这使得四川美女一代一代遗传下来,据说这是四川美女众多、高于外地的原因之一呢。至于陕西、河南两地,历史上经历了多个王朝,历代美女都被皇帝选去,大多数老死宫中,终生未育,以至于现在美女少的可怜。

四川男人闲时谈论最多的话题除了美女还是美女,他们对美女是见惯不惊,老少各阶层都乐于选美,什么班花、校花、厂花、街花、城花、市花,经常弄些“四大美人”出来。

成都一年四季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盈,紫外线弱,再加之饮用千年都江古堰之水,当地美女最显著特点就是肌肤若水、光洁、圆润,只是成都人“水”在川内是出了名的,四川话“水’”就是“虚伪”的意思。

成都男人好色也是全国闻名,他们的理由是:“谁叫女人们太美,无法抗拒啊!”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到”,他们虽然喜欢在外寻花问柳,但不轻易离婚,家里老婆漂亮能干,舍得否?

有位外地人到了成都,街头的美女把他给看呆了,他后悔结婚太早,春熙路才是美女集中营,那里的各色美女会让你看得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外界都道成都美女名扬全国,其实成都街头的美女大多不是本地人,成都是川内美女集散地。

四川怎么啦.7

川工歌

农民工进城务工,目前主要锁定在三大块:建筑工地、家政服务、社区保安。在北京有一百多万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工作。他们为北京城的新建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试想,如果北京没有这一百多万建筑农民工,北京市的建筑市场该是一个什么局面。上图题目就叫“庆贺鸟巢竣工”吧。

笔者认为,离开土地的村民在城市建筑工地工作,应该叫建筑工人,农民是一种职业称谓,不是他们身份的代名词。称他们是“农民工”,本是这就是一种“歧视”。但是,为了一种约定俗成,这里暂时还称“农民工”吧。

据悉,目前在北京的百万建筑“农民工”中,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和四川三省。而从建筑工地打工的人数统计,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施工单位普遍认为,中年四川民工最能干。

由于历史原因,四川省没有规模较大的施工建筑队伍在北京承包建筑工程,而是大量来自四川农村的施工单位在包工头的带领下,从事最底层的建筑体力劳动。

为此,四川省建设厅专门成立了建设厅建设劳务服务中心,在四川省建设厅建设管理处驻京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为他们出面承揽工程。仅在7年北京奥运工程关键年,就调来16万四川籍农民工进京。办公地点在宣武区马连道。

在奥运场馆“鸟巢”工地的川籍民工是遂宁市时代卓航劳务建筑公司的多名员工,其中95%是公司从遂宁市的技工学校里招聘的毕业生,然后进行培养,签订长期劳务合同,确保队伍稳定,在“鸟巢”工地上的川籍工人在公司的工作时间平均在10年左右。

年共有只施工单位20多万四川籍农民工在京承揽建筑工程,包括9家在四川的中央企业。他们是: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第二四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三建设公司。

四川省进京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17家: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四川省天邦达建筑有限公司、成都中铁隆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华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耀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住业建设有限公司、四川宏利建设有限公司、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公司、国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大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泸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四川搏恒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场道工程有限公司、四川住总建设有限公司、四川省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巴中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此外还有四川华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14家四川省进京建筑施工专业承包企业,还有四川金隆劳务有限公司等60家劳务服公司。

在北京百万建筑农民工在北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令人“甚忧”。

建筑(土建+装修)工地农民工绝大多数为男性,约占农村外出务工总人数40%。

一、工程施工方对高技能高素质的农民工,渴望!

1、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建设施工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一线层面操作人员,个个专业技能强,综合素质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建设公司们也均做了一定的努力,如:他们办了农民工学校技能培训班等,不断地要求输送单位提供培训后人员,源头政府能否切实抓好离乡前的职业技能培训等,在建的北京海淀清河橡树湾项目,中浙江杭州中天建设集团公司项目经理朱经理、行政郭主任对记者说。

2、人员流动性大。人员流动这在建筑行业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一线层面操作工人均属农民工,人员良莠不齐,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受教育等差异很大,“无政府主义”习惯了,变迁工作地点,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所以用人单位现在也被搞搞得没办法了,只能“顺其自然”了。

3、人员来源复杂。建筑人员来源方式:一是通过多年老工友介绍,二是亲戚乡邻“窜帮结队”,三是工头直接组织带入。

4、施工单位多么想取消“工头”这个环节,因为有了“工头”,就会有恶意竞争,如今项目施工单位大声叹吁:能否取消“工头”;建议取消中间环节的多层包工头,其实就是希望少点“吸血鬼”,希望一线的工人多得些收入,他们真的太苦了。

5、年形势咄人。全球金融危机,由于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城市许多厂矿企业倒闭,工地停工,使得今年北上的人流加大,往东北、西北的人流较往年也增大了3倍。

6、技能培训实在难,当记者提及能否开展“职业学校移动班”(授课上门)的想法时(分别与工地朱经理、北京外事职业学校的徐主任进行了沟通),最后结论:“行不通”。

原因:1、虽然场地可以提供,但费用从何而来?2、虽然这些农民工中间有几个别要求上进者,但整个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课怎么上?3、下工地,授课老师愿意去不?4、综合素质教育不是某一段时间或某一两堂就能提升的。

二、“吸血者”多,一线层面操作工人工资低。

工程承包通常有这么几个环节:

一包:从开发商手中揽活者;

二包头:这栋大楼(或多栋)的现场一把手老板,称呼为项目经理;

三包头:也称班长,如钢筋班,木工班,瓦工班;

四包头:在土建瓦工里又分砌墙、抹灰、粘贴面砖等;

第五级才是干活的人,8年建筑工资标准全国差不多:小工(杂工,没有什么技能)40—60元/天,大工80—元/天,伙食费10元/天/人,据现场采访到的农民工河南籍宋军如实说:现在工地工作正常为8小时制,如有加班加点,加班费另计;干得好,每年带1万元现金回家没问题。工资结算方式:季结、半年结、年结,通常“年结”情况多。

三、持证上岗,难!

1、获证,意味经受和通过了培训。通过培训和未经受训是有很大区别的。

2、建筑施工单位,除了自己常备的几个中、高层管理和技术员外,通常无留用常年固定层面操作工人。

建筑工地的工人非施工单位自己直接从源头招聘而来,大多是由劳务公司输来(俗曰“人贩子”),东拼西凑,来者几乎均未受过任何培训,他们中有的是在外闯荡多年的老“油条”,有些则刚“洗脚上岸”,更甚者还没走完义务教育段的童工。施工单位也迫切希望劳务公司和输出源头政府给予输出前的岗前培训,凭技能上岗多好啊,既省时省事又减少很多麻烦,也能拿较高薪,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但偏偏就是达不到满意。

3、现在大部分的劳务公司,没有去做培训,个别甚至把人“拢”来交给工地就完事了,领完中介费再也找不到人了。

4、再有培训主考部门问题怎么解决?培训质量问题如何把关?能像考汽车驾照过交警关不?

5、为了能找到“较好”点的工人,施工企业也曾经尝试过直接与源头地方政府或劳动就业局合作,有成功与失败,成功的一面是花大本钱换来了一定的数量,失败的一面是“真材实料”少,死心塌地坚持干下来的人少,没干多久人跑了,而且要“帮”走,这样也就出现了频频“上”人的局面。但现在就是花钱,地方政府也不一定能组织人过来。现在的农民工自由散漫性太大,哪好干就在哪干,收入高,就继续干,否则,撤!反正现在中央有规定:“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

6、国家曾一再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上好岗,拿高薪,劳动致富,国家虽然投入了大量经费,大力推行岗前技能培训,但局部的结果是:“上头经文好,下边念歪了”。通过试用后,发现源头发放的“证”水分太重。

当然某些特殊工种是一定严格把关的,如:机械操作工、电工、防水工、电焊工、水暖工等,必须持证上岗,天雅楼盘的项目经理蔡国松说。

为了提高本企业的农民工(层面操作人员)上岗技能和综合素质。大的公司也花了不少本钱开办技能培训班和农民工夜校,可是,如今这些校舍也被闲置了。

四、北京结薪还可,地方“欠帐”较多

“农民工干的活最苦、最脏、最累,拿的薪水最少”,中天集团董事长楼永良如实说。工资一般采取季结,但大部分年结,北京的欠薪现象还很少见,但地方其它城市乃很严重,尤其三、四级城市。

五、农民工凸显“区域德行品牌”?

现在建筑市场上流行一个不成文的行业内部规定,说用人谨慎某某省的人,说他们专门有一帮子人以“讨薪”为契机,变向讨薪甚至恶意讨薪,故意将事态扩大化,向工地施工单位讨“多薪”,以此获取获取“暴利”。

六、农民工吃住太简陋、精神生活匮乏

北京一般建设项目工地有多号人马,按班级统一开伙,10元/天伙食费,吃不吃照常逐天扣除,伙食质量很次,早上两个馍馍一碗粥,中午小菜米饭(或咸菜米饭),晚上咸菜米粉,很少有肉吃。虽然工棚免费住,免水电费,但是电压很低,工地为防止民工烧电炉取暖、煮饭等,仅供简单照明,电压低至连手机都无法充。冬天没有暖气,夏天也没有风扇,没有开水喝,住处垃圾遍地,污水四溢。上规模的建筑施工单位,工地条件好的也给予些“温暖”,如暑期防暑降温药品的发放等。民工们工闲时间,睡觉、打牌、逛街、看录像、听手机音乐、自娱自乐。无聊。

七、返乡创业难!

农民工既然出来干活这么难,何不留在家里干?他们说中央一再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指导精神很好,但真正实施起来很难:

1、没有资金支持;2、没有好的项目;3、多年在外学的打工技能在老家农村派不上用场,4、打工的责任、风险小;5、在城市干活潇洒些,能见到不少世面,既打工有旅游了,也长本事了(较未出者);6、在家种地,收入太低,国家虽然补贴了(地亩补贴40元/亩得到了,但种子补贴没有得到现金,而只是实物——种子交换,一不小心换来的是孬种,就更糟了);7、交通问题无法解决,国家“村村通公路”喊了多少年,他们家乡还在走烂泥路。8、假如能贷到款,又怕干不好,赔了很难翻身。

根据北京市建委统计,8年在京的外地务工人员有余万人,其中有多万集中在建筑施工行业。根据北京市建委的有关规定,严查各家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在这方面北京市是做得最好的。目前,建筑业农民工成为进京务工人员中收入增长幅度最大、整体收入最多的群体。8年建筑业农民工工资人均达到1.7万元,企业中的管理人员、生产技术骨干的年收入已超过3.5万元。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继续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人均收入将有进一步的提升。

注:本文笔者写于年。

四川怎么啦.8

川菜歌(一)

中国菜肴素有四大风味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风味是: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一般是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和福建菜。其中并无北京菜。

为什么没有北京菜肴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年古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带来了当地佳肴,北京一直是一个消费城市,全国各地的风味菜肴都集中在北京体现,由于菜品种复杂多元,无法兼容并蓄八方风味,难于归类,所以没有形成固定的北京菜系。

过去北京餐饮业中,山东馆最多,当时有所谓十大堂,即指庆丰堂、聚贤堂等堂字号;八大居,指同和居、砂锅居等居字号;八大楼,指东兴楼、致美楼、泰丰楼等楼字号;还有八大春,指庆林春等春字号,这些餐馆大多是山东风味。

中国历代宫廷中都设有专司饮食的机构和人员,以供帝王后妃等皇室成员们享用。自商周起至清朝末,宫廷菜肴的烹制不断朝着精益求精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烹饪技艺的经典和集大成者,成为中华菜肴的杰出代表。我国的宫廷风味菜肴,主要以几大古都为代表,有南味、北味之分。南味以金陵、益都、临南、郢都为代表,北味以长安、洛阳、开封、北京、沈阳为代表。其共同特点是华贵珍奇,配菜典式有一定的规格。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的宫廷菜肴,明显带有东北满族特产和特色,代表作是满汉全席。所以说,北京宫廷菜肴,不能说北京菜系。

在北京菜中最具有特色的要算是北京烤鸭和涮羊肉。烤鸭是北京的名菜,涮羊肉、烤牛肉、烤羊肉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食法,辽代墓壁画中就有众人围火锅吃涮羊肉的画面。北京小吃主要是回族群众经营的清真食品,充其量也就是“小吃”,不能登大雅之堂,更形不成菜系。

川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起源于四川、重庆,以麻、辣、鲜、香为特色。川菜原料多选山珍、江鲜、野蔬和畜禽。善用小炒、干煸、干烧和泡、烩等烹调法。以“味”闻名,味型较多,富于变化,以鱼香、红油、怪味、麻辣较为突出。川菜的风格朴实而又清新,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著名代表菜品有:鱼香肉丝、回锅肉、麻婆豆腐、水煮鱼、夫妻肺片等等。

四川菜系,分为以川西成都乐山为中心的上河帮,川南自贡为核心的小河帮,以及川东重庆为中心的下河帮。四川菜系各地风味比较统一,主要流行于西南地区和湖北地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川菜馆。川菜也是最有特色的菜系,民间最大菜系,同时被冠以“百姓菜”。

川菜风味包括成都、重庆、乐山、内江,自贡等地方菜的特色,主要特点在于味型多样,即复合味的运用。辣椒、胡椒、花椒、豆瓣酱等是主要调味品,不同的配比,配出了麻辣、酸辣、椒麻、麻酱、蒜泥、芥末、红油、糖醋、鱼香、怪味等各种味型,无不厚实醇浓,具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特殊风味,各式菜点无不脍炙人口。川菜在烹调方法上,有炒、煎、干烧、炸、熏、泡、炖、焖、烩、贴、爆等三十八种之多。在口味上特别讲究色、香、味、形、兼有南北之长,以味的多、广、厚著称。历来有“七味”(甜、酸、麻、辣、苦、香、咸),八滋(干烧、酸、辣、鱼香、干煸、怪味、椒麻、红油)之说。川菜系因此具有取材广泛、调味多样、菜式适应性强三个特征。由筵席菜、大众便餐菜、家常菜、三蒸九扣菜、风味小吃等五个大类组成一个完整的风味体系。在国际上享有“食在中国,味在四川”的美誉。其中最负盛名的菜肴有:干烧岩鲤、干烧桂鱼、鱼香肉丝、廖排骨、怪味鸡、宫保鸡丁、五香卤排骨、粉蒸牛肉、麻婆豆腐、毛肚火锅、干煸牛肉丝、夫妻肺片、灯影牛肉、担担面、赖汤圆、龙抄手等。川菜中六大名菜是: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回锅肉、东坡肘子等。

现在北京城里经营川菜的餐馆有上万家,哪家最正宗?我认为,厨艺高超的大厨要来自四川,配料调料要来自四川,川妹子服务员会说四川话,这就等于把四川头等餐厅搬到了北京,这才是正宗的川菜馆。

特级厨师陈士耀是我在山西一起插队的哥们,他家老爷子解放后是北京饭店第一任厨师长,我就爱吃陈士耀做的担担面,绝对正宗。回京后曾任崇文门饭店厨师长多年,退休后哥俩在大会堂西边原总政大院内开川菜馆,就为这碗担担面,我常去那儿。

这样的川菜馆在哪?东二环内贡院头条的四川省驻京办事处,那里开的“贡院蜀楼”餐厅就符合这三个条件。我从上小学起就每天从他的大门口路过,早就习惯了四川菜肴独有的麻辣味,50多年了。现在四川驻京办“贡院蜀楼”餐厅的大门在东总布胡同路南,很好找,但是停车比较困难。

四川怎么啦.9

川菜歌(二)

重庆属于四川,最近几年重庆火锅火遍京城,就连不喜食辣的北方人,都被满盆红辣椒的“水煮鱼”所折服。

重庆火锅,又称为毛肚火锅或麻辣火锅,起源于明末清初的重庆嘉陵江畔、朝天门等码头船工纤夫的粗放餐饮方式,原料主要是牛毛肚、猪黄喉、鸭肠、牛血旺等。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重庆江北城发展壮大。一般挑担子零卖小贩将水牛毛肚买后,洗净煮一煮而后将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块,于担头置泥炉一具,炉上置分格的大铁盆一只,盆内翻煎倒滚着一种又麻又辣又咸的卤汁,于是河边桥头一般卖劳力的工人,便围着担子受用起来。各人认定一格且烫且吃,吃若干块,算若干钱,既经济,又能增加热量……直到民国二十三年,重庆城内才有一家小饭店将它高档化了,从担头移到桌上,泥炉依然,只将分格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也改为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重庆人的口味。

也有人撰文说,重庆两江(长江、嘉陵江)江流之处的朝天门,原是回民屠宰牲口的地方,回民宰牛后只要其肉、骨、皮,但却将牛内脏弃之不用,岸边的水手、纤夫将其捡回,洗净后倒入锅中,加入辣椒、花椒、姜、蒜、盐等辛辣之物,煮而食之,一来饱腹,二来驱寒、祛湿,久而久之,就成了重庆最早的也是最有名气的麻辣毛肚火锅。因此,重庆的火锅发源于朝天门码头。但不管是在重庆江北,还是重庆朝天门,重庆火锅发源于江边、码头之处却是不争的事实了。由于巴国、蜀国素有“尚滋味”、“好辛香”、用辣椒、花椒等调味的饮食习惯,后发展为小商贩挑担沿街叫卖。

重庆火锅随着改革春风迅速辐射全国。从西北戈壁腹地格尔木到东海之滨的国际大都会上海;从北国冰城哈尔滨到椰岛首府海口市,都布满了重庆火锅馆,到处都可以品尝到重庆火锅的独特风味。真可谓是重庆火锅红遍大江南北,魅力无限。但正宗的重庆火锅一直的发展可谓是保守的,大型的重庆火锅技术向来不外传,一向以加盟形式在发展。加盟费少则几万,多则上百万,且店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店面少则百十平米,多则几千平米,不谈装修款,光是店面租金和加盟费就让居社会绝大数的中小投资者望火锅而心叹,——只有有钱人才敢想,才能做,才能加盟重庆火锅,才能赚火锅带来的滚滚财源。

随着岁月的推移,重庆火锅逐渐风靡全国名扬四方。出现了“德庄”、“小天鹅”、“秦妈”、“孔亮”、“苏大姐”、“奇火锅”等火锅大型品牌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火锅企业10家,年营业额超亿元的火锅企业有17家,先后进入全国餐饮百强企业14家。在年度全国餐饮百强的20强火锅企业中,重庆占到11家。重庆举办的“万人火锅宴”摆放火锅餐桌桌以上,绵延1.3公里,30多万市民集聚现场,10多万人就餐,可谓场面宏大、世界罕见。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火锅店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上海,重庆火锅猛烈冲击上海滩;在南京,重庆火锅扎根大小饭店、百姓家;在深圳,“山城火锅”随处可见;在天津、昆明、贵阳、拉萨、西安……重庆火锅已流传全国,香飘四方。

7年3月20日,在第三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开幕式上,中国烹饪协会正式授予重庆市“中国火锅之都”称号。来自全国的8位专家组成的“中国火锅之都”考察认定组汇集重庆。专家组围绕重庆火锅的形成、发展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科学论证后一致认为,重庆火锅以其餐饮规模之大、就餐人数之众、层次之丰富、菜品之齐全、民俗风情之浓烈、文化积淀之深厚,在全国首屈一指。“中国火锅之都”重庆当之无愧。以“火锅之都”命名一个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何永智,女,重庆小天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重庆市火锅协会会长。第十一届政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妇女代会代表,中国饭店协会火锅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饭店业国家级评委、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先后荣获中国文化十佳风云人物、全国三八红旗手、重庆首届十大渝商、重庆直辖市十年建设功臣、中国餐饮十佳人物、中国餐饮经营管理大师、中国商业服务业改革开放30周年功勋人物等荣誉称号在国际妇女峰会上获“首届女性创业明星企业奖”,“子母锅”、“回转火锅”专利发明人。

何永智在家里排行老七,人们都叫她“七妹”,原来在重庆的六一儿童鞋厂担任设计师。丈夫廖长光是一名电工,两人的家境都不好。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两人就为结婚的房子而犯愁。为了赚钱,何永智每天上班后,在家打“海狐绒大衣”,还是男朋友的廖长光便拿到集市上去卖。就这样,两人攒了几百元钱,买来了一处简陋的私房作为洞房。

转眼夫妻俩结婚三年了,年,何永智夫妇投资3千元,3口锅的小火锅店开张,女主人将小店取名为“小天鹅”。小店开张后,何永智忙前忙后,第一个月下来倒亏了几十元。他们没有灰心,在味道和服务上下功夫,生意总算一天天好了起来。几个月后,夫妇俩都辞去了工作,专门经营火锅店。

“小天鹅”的生意十分红火。店里原有的三张桌子已根本不够了,店堂外加了桌子已根本不够了,店堂外加了桌子还是不够。桌子没有了就把啤酒箱子翻过来,上面放上一块木板当桌子。下雨了,就在上面撑把雨伞,客人披上雨衣,依然吃得津津有味。何永智经营火锅自有妙法,客人们说,这家老板服务特别好,调料大瓢大瓢地加。她的顾客大部分是回头客。

生意越来越红火,何永智意识到不扩大规模、不走出去不行了。年夫妻俩在成都郊外的经济开发区租了间平方米的房屋,投资万元,开设了重庆市以外的首家分店。为适应市场的需要,何永智专门聘请一位赴法留学三年的工程师,将三层楼分别装饰成欧式风情、南亚风情和民族风情,命名为“重庆小天鹅火锅大酒店”。

同时推出了“歌舞伴餐”的新招,尝试把艺术、文化注入到餐饮中去。她成立了一个服装设计车间,自己制作民族风格的服装,让演员们编排各类节目。当餐厅回荡着令人陶醉的音乐,姑娘们随歌起舞时,客人们在“小天鹅”不仅一饱口福,还获得了视听享受。这一招迅速在成都掀起波澜,“小天鹅”顿时红遍成都。

年,天津人景文汉先生途经四川绵阳“小天鹅”,看到小天鹅火锅店歌舞伴餐饮的热闹场面,意欲与“小天鹅”合作。那时,何永智夫妇已拥有上千万资产,十余家企业,正在琢磨着如何将重庆“小天鹅”低成本扩张,于是决定由“小天鹅”出人员、技术、品牌,景文汉投资金,共同办店。双方一拍即合,年6月8日,天津加盟店正式开业,又是一炮走红,仅仅用了八个月便收回全部投资。在人们还不知道特许为何物遥时候,何永智却成了中国最早应用特许经营模式,进行品牌扩张经营的人。

运用这种经营模式,何永智以平均每月一家的速度开办“小天鹅”火锅加盟连锁店,向全国各大城市推进,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设了分店或加盟店。年,“小天鹅”先后飞越重洋,到美国的谢尔顿、西雅图等城市落户,成为拥有多家企业、涉及多种行业的跨国集团。何永智由此被中国贸易促进会授予“影响中国特许经营的50人”荣誉称号。

何永智女士在铸造重庆火锅成为重庆城市“名片”上贡献特别巨大,她先后在重庆火锅餐饮行业进行了多项创新:第一个将加热方式由煤炭灶改为煤气,并装上通风设施,改善了用餐环境;第一个将西式自助餐的用餐形式引入火锅餐饮,增强了顾客的参与性;第一个采用歌舞伴餐的形式,在火锅单一的就餐形式上增加了可观赏性;第一个发明了荔枝味火锅;第一个发明了鸳鸯锅,从此将重庆火锅引向了全国;第一个发明了子母锅,此发明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正是这些发明,让火锅走向高档化、走向全国、风靡世界。

四川怎么啦.10

川菜歌(三)

凡来过北京的四川人大抵都有这种印象——北京大街小巷都遍布着门面上挂着“成都小吃”牌子的小餐馆。不过,这些打着“成都小吃”旗号的经营者大多不是四川人,北京的大街小巷共有多家“成都小吃”店,但98%由重庆开县人创办,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

过去几年,北京多家“成都小吃”店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由四川绵阳人或北京人开的,大多数地方都能听到老板操重庆口音。除了少部分能经营担担面等传统特色小吃外,这些小餐馆所卖的多为米线、盖浇饭、小炒之类,可以说是借“成都小吃”这个招牌来经营廉价快餐。

此外,不少“成都小吃”店是家族式的——丈夫负责炒菜,妻子负责收钱,服务员则是老板的亲友。这样的小店受制于管理水平、原料价格等因素,很难做强做大。

这类“成都小吃”店在北京发展已经有十来年历史,主要是作为普通的川味饮食店存在,菜品售价很低,和他到成都来吃老字号名小吃的感觉大不一样。然而,由于“成都小吃”作为地域和行业名称结合难以注册商标,有关方面很难以侵权名义对这些不正宗的“成都小吃”店进行管理和规范。

这种情况引起了北京太白居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文忠的注意。年邓文忠从重庆开县到北京经营万州太白鸡。“虽然开县人在北京开的小吃店数量多,但缺乏统一包装、店面散乱、规模小。”邓文忠说。

据称年开县在北京设立联络处时,曾请开县籍成功人士座谈,邓文忠就萌发了“抱团”提升的想法,但直到去年,在重庆市政府的推动下,他的想法才开始变为现实。

7年底,在北京重庆企业商会开县分会组织下,约20名开县在京餐饮老板自愿出资,以股份制形式组建渝满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这些股东每人出资5万元至10万元不等。

邓文忠的想法是,以“渝满天”的招牌把开县人开的“成都小吃”店收编过来,改换门庭,发展利润更高的、更规范化的中式快餐店。据悉,“渝满天”将做统一装修、原料配送、人员培训、重庆小吃新品研发。除了店面之外,还将发展外卖业务,重点是完善在北京的网点布局。

“首先发展直营,然后是加盟。对要求加入的店面要求不高,平方米就足够。”邓文忠称,针对此举,开县政府也出台政策给予支持,每开一家店,就可获得元至1万元的补助。

成都餐饮业品牌孵化专家、四川一品堂品牌运营公司总经理邹坤伦最近也在打造成都连锁小吃城。他的看法是,重庆商人对京城“成都小吃”店的整合有着积极意义。“这说明了成都小吃店追求规范化的商业价值。过去川渝不分家,开‘成都小吃’所需要的资金不大,开县人集体到北京去开‘成都小吃’,这种现象也是合理的。但京城‘成都小吃’的大量出现,也向业界提出了警告,就是发展成都小吃应呼唤标准规范出台。”

开县是三峡移民县,由于经济就不发达,大部分劳动力在外打工。根据开县北京办事处提供的数据,目前,开县人在北京开的餐馆数量达到0-家,从业人员3万人以上。

开县商会在北京很有名,开县人说“有问题,找咱开县商会”,它是除温州商会外全国范围内第二个区县级的商会。

谢世洪和邓文忠等人,是第一批在京开小吃店并发达的开县人。

年下半年,谢世洪在成都一家宾馆当厨师长已4年,每月工资元。后来,他到北京一家小吃店当厨师,可一个月不到他就被炒了鱿鱼。于是他换到另一家小吃店打杂、洗碗、学经营,每月工钱才一千元,但他对自己说:学开小吃店,挣大钱。

年,开县人老陈在北京第一个打上“成都小吃”的牌子做小吃,并赚了钱,这个消息在北京的开县人中传遍了。在“榜样”的鼓舞下,谢世洪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万元,在北京西站附近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小吃店。那时,开县人开的“成都小吃”像雨后春笋,每天都有新的小吃店开张。

在一次聚会时,邓文忠提出,大家靠“成都小吃”的招牌占领北京,何不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小吃店改名为“重庆小吃”,让人们都知道这是重庆人开的?经过近一年的准备,7年8月开县商会成立,在京的多家开县小吃店老板都加入了商会。邓文忠任会长,谢世洪等人任副会长。老陈当初去注册“成都小吃”时,被告知“成都”是地名无法注册,大家商量后,决定取名渝满天。由十几人投资入股的渝满天餐饮公司也同时成立,注册资金万元,他们开始运作将成都小吃改名做成连锁店。

抱团发展是开县人在外打工的一大特色。目前,开县务工人员在市外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广东、广西、福建),主要从事建筑、电子、制衣制鞋业,这部分人员占到了外出务工人员的40%;其次,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的打工者主要从事拆房、制衣业;在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等)则主要从事餐饮服务业;在其它地区主要从事餐饮服务等行业。

劳务输出不仅成了开县的“名片”,也为开县经济发展尤其是解决就业问题,做出了历史性、阶段性的贡献。数据显示,该县劳务输出一度占到了农村农民货币收入的60%、人均纯收入的50%。年,开县实现劳务收入66.7亿元,比年增长21.3%。

真正的成都小吃有什么?

成都风味独特、品类繁多的小吃,与其肴馔一样脍炙人口。从各色小面到抄手、饺子,从腌卤到凉拌冷食,从锅煎蜜饯到糕点汤元,从蒸煮烘烤到油酥油炸,琳琅满目,各味俱全,种类不下种。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小吃店。

这些名小吃,多半是早年由小商小贩肩挑手提,沿街摆摊设铺经营起家的。成都小吃往往由小商贩的姓氏和设店开业的街道为名,招牌丰富多彩,且扣着行业特点和店址风光,如总府街的赖汤元,荔枝巷的钟水饺,长顺街治德号的小笼蒸牛肉,耗子洞张鸭子,洞子口张老五凉粉,铜井巷素面等等,今天,有的名小吃已迁新址,但依然沿用旧名。

成都小吃中的面食有担担面、藤椒抄手、枕头嫂面、钟水饺、龙抄手。担担面用红油、花椒、咸酱油、芽菜末、葱花、味精、醋等作调米,加上碎肉,十分可口,常常是吃一碗担担面,引出许多孩时的梦。宋嫂面是一种鲜美鱼羹面,以鱼肉、芽菜、香菌制成鱼羹,以其入面,鲜美无比,因是[南宋]东京人宋五嫂所发明,故有此温馨的名字。钟水饺皮薄馅嫩,红油水饺以甜红酱油作佐料,突出甜咸鲜味和红油蒜泥香味;清汤水饺清鲜味美,细嫩化渣。成都的著名小吃餐厅当属“龙抄手”。以抄手为龙头,聚成都所有名小吃于一店。龙抄手制作精美,皮薄馅嫩,滋润化渣,汤味浑香,名不虚传。如果再来一份白蜂糕、叶儿粑、玻璃烧麦、蛋烘糕、牛肉焦饼、川北凉粉、珍珠元子,会感到很惬意。不过请您记住,它可不是龙姓开设。创办人是“浓花茶社”的几个伙计,取其谐音及龙凤成祥之意。成都的汤元远近闻名。赖汤元有近百年的历史,皮薄心香,有三不沾的特点: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齿。黑芝麻鸡油酥洗沙心子最为有名,吃时加上小碟白糖芝麻酱更是有滋有味,好香甜哦!许多年青的朋友是否从中尝到了生活的甜蜜!郭汤圆的馅加进各种蜜饯,一碗四个汤元,个个味道不同。嗯,还有香甜可口、油而不腻的“古月胡”三合泥,肉馅饱满、鲜香无比的韩包子,酥脆香甜的鲜花饼,色白晶莹的珍珠圆子,油茶、馓子、蒸蒸糕、麻花,发糕、马蹄糕、糖油果子、“三大炮”、酸辣粉、凉粉、凉面、碗豆糕、肥肠粉、小笼包子……,还有成都的怪味鸡块、怪味兔丁、凉拦肚条,夫妻肺片。腌卤制品有成都的廖排骨、“王胖鸭”、耗子洞的挂炉鸡,……如今,成都的美食节名扬国内外,成都人爱吃,会吃,吃的精美,成都人与成都小吃一起,可为誉满天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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